【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扬之】

若将一战前的世界与冷战后直至今日的局势（包括俄乌战争）做直接比较，猛一看似乎没有太多的可比性。但如果我们抽丝剥茧地深挖下去，就会发现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些明显和隐形的相似轨迹。

譬如，在国际秩序方面，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历着旧帝国的式微和新兴列强的崛起。国际格局犹如一片冰层相撞的海域，充满着危险与不确定。而在冷战结束后和“9·11”事件以来的国际局势中，世界同样面临着巨大的不透明和不稳定：新兴力量在崛起，传统工业大国正在走下坡路。

再譬如，当年的奥匈帝国不是一个海上大国，它的“名望”与“实力”其实并不匹配。用匈牙利历史学家奥斯卡·亚西（Oscar Jaszi）的话来说，这个帝国“从经济角度来看，在1913年就已战败了”。因此，1914年前奥匈帝国的最大恐惧是担心自己会成为第二个奥斯曼帝国，会沦为欧洲的另一个“病夫”。这种“焦虑”，冷战末期以及结束之后的苏联感同身受。这恐怕也是普京说“苏联解体是本世纪最大地缘政治灾难”的心理根源。就好比一个昔日的强人开始变得衰弱时，他对外界的认知会变得“敏感”和“焦虑”，处于低潮的大国差不多亦如此。

还有，一战的爆发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直接政治沟通失败”的结果。1914年夏，直接对话实际上被相互猜忌和偏执假设所取代。一百多年后的今天，各国之间的政治沟通似乎强于当年，然而，傲慢与偏见，加上政治正确，当然还有各自的利益，使得冲突各方的沟通很难进行。在俄乌战争爆发后的三年中，西方几乎中断了与莫斯科所有官方渠道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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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相是战争的第一个牺牲品！”——不管这句话是出自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Äschylus），还是一战时期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Hiram Johnson），其意义在于对“战时难有真相可言”的陈述或控诉。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句格言不仅适用于当时，同样也能在当下找到许多对应的例子。

普林西普行刺奥匈皇储

一战的“导火索”是奥匈皇储斐迪南在萨拉热窝遇刺，但该事件发生的深层原因其实是被史界称为“不可救赎的民族主义”：普林西普（Gavrilo Princip）当年行刺，是为了建立一个“大塞尔维亚国”，也是为波斯尼亚境内的塞族争取权益；俄乌战争的爆发——不管是借口还是事实——，多少也与少数族群在一个国家所受的待遇有关。

凡此种种，似乎都在验证着马克·吐温当年说过的那句话：“历史不会重复，但会经常押韵”（“History doesn't repeat itself, but it often rhymes.”）

本文尝试从以下几个大的方面来探索历史与现实存在哪些平行线和交汇点，以及我们应该从中得出哪些经验教训。

主观感受与战略误判

爆发战争的诱因很多，也很复杂。但一个国家的政治精英对外界以及主要对手的感受和认知，在很大程度上会直接影响到本国的战略取向和具体措施。

1897年，海明威根据在维也纳的所见所闻，写下一篇题为《奥地利的动荡日子》的长篇报道，旨在向美国公众介绍欧洲大陆当时所处的乱局。

的确，当时的奥匈帝国风雨飘摇，危机四伏。在这个多民族国家中，各个族群都在为争取自己的权利而斗争，“仇恨”充满了社会的各个阶层：在内有各族群之间以及对共同敌人犹太人的仇恨；对外则是对法俄加盟的“协约国”以及塞尔维亚王国背叛式靠近莫斯科的仇恨。用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 I）自己的话说，“在我的帝国中，危机永远不会消失。”

1879年德奥建立同盟关系后，维也纳和柏林一直是亲密的“兄弟加战友”。只不过，虽然双方强调所谓的“尼伯龙根忠诚”（Nibelungentreue），即一种根植于日耳曼传统文化的无条件的感性式效忠，但两者的主次关系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代表霍亨佐伦一脉的德意志帝国在1871年政治统一后已成为中欧的主导力量，而哈布斯堡一脉的奥匈帝国虽然曾在德语区域独占鳌头，但此时由于内外交困而不得不严重依赖柏林，并最终导致失去军事和外交上的行动自主权。

在这样的背景下，当时奥匈帝国的政治精英中普遍存在着一种“被包围、被羞辱”的主观感受。苏联末期和冷战结束后，莫斯科应该也能切身体会到当年维也纳的境遇。

关于苏联解体，普京有过两次著名的概括：2004年，他称其为“一场巨大的全国性悲剧”；2005年，他在向全国发表演讲中，认为那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前者的重点是反思苏联内政的缺失，后者则是指向国际局势和他国势力的影响。

一个帝国在解体后，还有一段“后续体感”存在。就如同“幻肢痛感”（phantom limb）一样，人在失去四肢后会产生幻觉，似乎依然能感受到四肢还附在躯干上时的疼痛。

苏联解体后，很多苏联人都有过这种体验。德国弗莱堡大学历史学家雷昂哈德（Jörn Leonhard）认为，普京是在后帝国时期巧妙利用“幻肢痛感”来做文章的人。

冷战结束后，认为“历史已经终结”的其实不光是福山（Francis Yoshihiro Fukuyama）和西方的政治文化精英，也包括叶利钦、乌克兰独立后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白俄罗斯的舒什科维奇、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等一干“独联体”政要。

《霹雳红星》：苏联即将解体时拍的阿富汗战争片中的一幕

但是，苏联解体后，从开始对欧美的信任、靠近和效仿，到被北约和欧盟东扩至家门口，再到最后被美国总统奥巴马公开贬为“区域性大国”，俄罗斯在与西方打交道中，可谓经历了希望、失望、屈辱、绝望和愤怒等种种心路历程，也才有普京后来的对乌“背水一战”。

而普京当年经历的，今天的泽连斯基正在步其后尘，而且后果或许更惨。特朗普让加拿大等盟国体会到的，何尝又不是大同小异的“抛弃”和“背叛”呢？

当然，“主观”感受未必是客观事实，感觉受到威胁不等同于真的受到了威胁，但多少能反映当事人和当事国所经历的心理落差。

有了各自的主观感受，各方于是就有可能作出各种战略误判：

当年奥匈帝国之所以放弃外交斡旋，对塞尔维亚迅速宣战，除了背后有德皇“空白支票”在撑腰和对俄罗斯快速坚定反应估计不足之外，也因为它坚信拿塞尔维亚这个“弱者”开刀更有胜算，更能以较小的代价重振国威。结果却是整个帝国的覆灭。

普京“特别军事行动”的背后，是否也有为苏联解体雪耻或民族主义的动机？这不是说普京的计划是出于单纯的感性冲动，但起码不能排除种种屈辱的“主观感受”在其决策中所起的心理作用。当然，俄乌冲突一打三年，也有莫斯科开始时严重低估和误判欧美抱团援乌之决心的缘故。

关键是，不好的体验容易导致失去信任，而失去信任则导致猜忌和误判，结果就是灾难性的决策。

发布于：上海市